三人大声地抗议着，怒斥对方这样做太卑鄙，完全是无耻的陷害，是一种十分恶劣的打击报复。但是，即使他们周身长满了嘴巴๒，在手续完备的执法人员的面前，一切都是徒劳的。
公开逮捕他们的理由á是：三人在“四二”反革命暴乱中ณ抢走公安人员“五四”手枪两支、子弹十五发，准备在北京制ๆ造出更大的政治事件！
信访接待站的同志一直把三人送出大门，还送了一本《减轻农民负担劳务管理法》的小册子，分手时，竟突然感慨了一句：“上面三令五申，下边照样胡搞，怎么得了！”一句话说得三人的心不由á一热。
在农业部的信访接待站，三人就像回到เ自己家似的感到亲切与温暖。接待站的同志听了他们反映的问题，看了他们带去的证据，当场就明确表态：白庙镇和王营村的做法是错误的。并主动为他们开出介绍信，要他们回到安徽后，拿着这封信直接去找省农委的一个ฐ单位。
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
于是被害者亲属找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省高院，他们终于得到了“蚌检刑诉[1998๖]21号”的蚌埠市检察院有关这事的《起诉书》。
结论和思考无疑都是十分容易做出的，问题是，怎样才能ม够杜绝类似的悲剧ຕ不再重演呢？
张桂全父子故意杀人案，虽然只是个ฐ“个案”，但“张桂全现象”却足以让我们忧心忡忡。在采访中ณ，我们发现，现在农村中“恶人治村”的现象已经触目惊心地凸现出来，张桂全不过是当今中国农村基层公共权力运作中特殊机制产生出的一个生动标本。
丁作明带头向县里反映农民负担在派出所被人活活打死，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纪王场乡的父老乡亲感到触目惊心！
守在边上的查账小组的村民，好言相劝丁继营和祝多芳不要太伤心，劝着劝着，忍不住也是泪流满面。悲痛地喊道：“作明呀作明，平日你那ว么聪明，昨天为啥就那么糊涂？他们这样毒打你，你咋就不叫喊一声呢？……”
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迅速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ใ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层，而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群体——九亿农民，非但不是受益者，还因为增产不增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今不如昔”的局面。我们常常骄傲地宣称：我们是以世界百分之ใ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百分之ใ二十一的人口。我们的农民为十三亿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这不能ม不是一个世界性的伟大贡献，可是，我们却往往很少想到，我们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农民才养活了这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的。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农业目前还相当落后，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还很低。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至今值得我们深思：“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上个世纪改革之初，受益者除了“大包干”的农民，还有个体工商户和深圳特区的拓荒者。但是当改革的中心移向城市，受益者就变成了新生的企业家
一九九四年，农民负担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中央政府在全国全面推行了国税和地税分税制ๆ的改革，由于中央财经的集中，地方政府预算内的财政就出现了空前的困难。农村中的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以及民兵训练在内的各项开支都抛给了乡镇一级政府。基层得到的政策就是：“超收不交、超支不补、多收多支。”这就迫使、同时诱使各地县乡政府，不得不依靠占有农业剩余、剥削农民来维持运转。
农民负担便像滚雪球似的，愈加沉重。
据国家农业部统计，一九九五年农业两ä税(农
业税、农业特产税)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九点九，向农民征收的“三提五统”费用，也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三，而承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摊派等各种社会负担，就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二点二二。这一年全国三分之一省、市、自治区的农民负担，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百分之五的“大限”。
这显然还是一个保守的统计数字。
许多民谣俚语，表达了农民的愤懑与无奈：
“七只手，八只手，都向农民来伸手。”
“你集我集他集，农民发急；你筹我筹他筹，农民最愁。”
“催粮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盗防干部。”
一个流传更广的顺ิ口溜，几乎ๆ就被农民当做歌唱：“吹牛皮，扯大蛋，村糊乡，乡糊县，一直糊到เ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
安徽省临泉县的“白庙事件”，就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
一九九六年，中ณ共中央、国务院形成了一个最为著名的“十三号文件”，这就是：《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决定十分明确地指出，“凡因加重农民负担，引发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要追究乡、村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人的责任，凡涉及地、县领导责任的，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地、县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以吸取教训；连续发生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主要领ๆ导同志要向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书面检查；对瞒案、压案、报而不查或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一经发现，要从严处理。要加快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立法工作。”
文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务必认真贯彻十三条决定，“逐项逐条落到实处，决不允许出现任何梗阻现象，决不允许在执行中走样。”甚至还特别指出：“于春节后用一个月时间将决定内容同广大农民群众见面，并反复宣传，做到家喻户晓。”
为ฦ了检查中央关于减负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督促各地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国务院还派出了由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ຖ、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及有关新闻单位，分赴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山西五省现场检查工作。
其力度之大，参加者之众，都是空前的。
然而，同样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一年，中国农民的负担却比历史上的任何一年都重。
中国的改革是从安徽的农村开始的，那ว场惊天动地的伟大改革，培养了一批既熟悉农村工作又敢讲真话的干部ຖ。
曾在安徽农口担任领导职务长达十七年之久的吴昭仁，是一位对农民有着深厚感情的老党员。他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心情沉重地说：“中ณ央有个‘十三号文件’，其实，安徽省委当时还有个更为ฦ严å厉的文件，即一九九七年二号文件，明确规定，一个村‘提留统筹’费用突破国家规定人均纯收入百分之五的，县(市)委书记必须向省委、省政府写出书面报告。但是，文件归文件，我们并没见一个县(เ市)书记、县(市)แ长写过检查；即便发生了大要案，也全是秘书代笔，党委和政府盖章，说是‘集体承担责任’，其实是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更没谁可能ม会去吸取教训。”
“三令五申”，“令不行，禁不止”，这类字眼，这几年不断见诸各种文件和报刊，说者愤愤，听者藐藐。吴昭仁却认为：“我总觉得，这类事光怪下面也未必，恐怕主要还得从上面找原因。为什么要三令五申？领导机关要有威แ信，得自己้树权威แ，讲话就要算数，讲到就要做到，谁不执行就要拿他是问，绝不拖泥带水。让下面禁的，得自己้先禁，只管发令，不去督促检查，或查而不处，处而不严，又如何能ม禁住上行下效呢？”
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漩涡中走过来的陆子修，如今已๐从省人大副主ว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可他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农村工作的思考。可以说，在安徽，乃至在全国，他都是一位排得上号的农村问题的专家了。二00一年六月一个炎热的上午，我们在他的家里采访了他。他虽然现在已年届七旬，可一谈到农村工作，就依然像年轻人似的显得有几分激动。
他和我们提到了至今令他耿耿于怀的一次会议。那ว是安徽省委省政府在阜阳召开的一个全省有关减负工作的汇报会。在汇报减负工作落实情况时，有几个地市委书记都相继谈了自己้的苦衷，虽然这些苦衷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陆子修却听不下去。因为ฦ几十年的农村工作的经历，他早ຉ已习惯于站在农民的角度看问题。尽管那ว几个ฐ地市书记和他都很熟，有的关系还很不错，他还是当场红了脸。
既然会议是放在阜阳开的，他首先就拿阜阳市委书记王怀中ณ开了刀。
他没有顾及对方的面子，直呼其名：“你王怀中是只对省委负责，不对农民负责！你不顾农民的实际情况，大搞那些花花哨哨的‘形象工程’，摆弄花架子。你搞‘养牛大县’，牛只是养在公路两ä边做样子，开现场会把花钱租来的牛集中起来给人参观。你把农民坑得还不够吗？”
然后又
直问滁州市委书记张春生：“你张春生衡量干部的标准又是什么เ呢？乱征，乱罚，乱摊派，最后逼死人，这样的干部还能用吗？你呢，却把这种干部挪个地方，照样易地当官！”
随后又质问蚌埠市委书记方一本：“你方แ一本属下的怀远县上访不断，如今已称得上‘安徽省的上访大县’了。难道全都错在农民身上，你就没有一点问题？”
接着他又把话题转向巢ิ湖地委书记胡继锋：“你胡继锋不去掏农民的腰包路就修不成了？那ว路是该国家花钱的，你怎么可以叫老百姓花呢？没有钱就把公路开肠破肚了，谁叫你开的？你这不是只想着要给自己搞‘政绩’吗？”
他指名道姓地点了一圈之ใ后，痛心疾首地冲着各路诸侯嗟叹道：“我们许多干部ຖ‘只看楼房一片片，不知谁人做贡献；只看公路直如线，不知谁人来出钱哪！’我们的农民日子刚刚过得好一点，大家就把他们当成‘唐僧肉’！农民实在太苦，什么人都可以欺负呀！当年我们搞的那个‘大包干’，轰动了全国，也影响了全国，总结起来就是那么三句话：‘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农民自己的。’可是现在呢，‘大包干’带给农民的好处一点一点地又都被各级政府悄悄拿走了，如今是‘交不够国家的，留แ不足集体的，剩下就没有一点是自己的！’”
说着，他溢出了泪水：“没想到我们的干部，今天这样不熟ງ悉农民，不重视农民，和农民交朋友的干部太少太少。我建议在座的各位能不能来一个‘换位思考’，设身处地替农民考虑一下，再这么เ‘三乱’下去，农民还能ม不能受得住啦？”
陆子修的话似响锤砸在钢砧上，一声声震在大家心上。
被点名的几位地市书记，因为ฦ意外而不免感到诧异。
这时候，六安地委书记颇为侥幸，轻松地说：“我们在农民负担的问题上还没出过事。”
他这话不说还好，这样一说，陆子修忍不住又冒了火。他依然没给对方一点面子：“你的农民负担问题，我这儿就有一沓子群众来信！农民才把果木树栽下去，你的村镇干部就逼上门去收特产税，这是不是事实？”
六安地委书记显得十分尴尬。
会场上鸦雀无声。
其实，正常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历来就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克服自身缺点错误的一件“法宝”，曾几何时，却在我们的党章与宪法之外，官场仕途之中，渐渐流行开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其规则之一就是，凡事不可太认真，至少不要于己้过不去，话要说得留足余地，甚至已经把认认真真说假话也看做是为ฦ官成熟的一个表现。因此，陆子修的快人快语，就使得许多人感到เ唐突。
休会期间，省交通厅一位副厅长有意落在最后，当他走到เ陆子修身边时，突然抓住陆的手，眼里闪着泪光说：“都说你陆主任人好，却不知道你竟然好到这个程度！”
会后，主持会议的省委副书记方兆祥找到陆子修的房间，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啊！”
吃饭时，省委书记卢荣景也走过来夸赞陆子修：“你讲得好，讲得好呀，是要有个‘换位思考’！”
陆子修没好气地说：“好个ฐ屁！你们这些话，会上为什么不说？我是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回你们的‘打手’！”
对于陆子修这种心直口快的性格，当年还是中央办公厅主ว任的温家宝就已经“领教”过。那时候，陆子修是滁县地委书记，一天温家宝来滁视察，陆子修接待时，开门见山地问：“温主任，你要看真的，还是要看‘闪光点’？”
温家宝一听，笑了，幽默地说道：“那我都看看。”
那次，陆子修领着温家宝把“闪光点”和“阴暗面”都看了看，他既ຂ总结了滁县地区改革开放中成功的经验，也剖析了依然牵肠挂肚地存在的问题，既报喜，又报忧。
一九九六年，陆子修参加了一个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在许多代表中间，温家宝一眼就认出了陆子修。他走到陆子修身边问道：“你认为现在农业上的主要问题是什么เ？”
陆子修也不绕弯子，他说：“干部的作风问题。当然，这也包括我在内。再好的政策，没人落实也不行，现在的许多干部ຖ是‘官做大了，车子坐小了，公路跑多了，离群众太远了’！”
那天他们谈得十分投机，当温家宝知道当地正在做着有关“三农”问题的调查，便表示出极大的热情，话说得同样富有个性。
他说：“过去，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我看，严重的问题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如果农民的利ำ益得不到เ足够的重视，农村社会就难以发展，农业生产就难以为继，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就都成了一句空话。”
他还说：“亿万农民当年之ใ所以跟随我们党闹革命，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我们党是为他们谋利益的，是带领他们翻身求解放的。今天如果我们不关心他们的实际利益，反而让他们感到不堪重负，他们会是一种什么心态？一千多年前的唐太宗就曾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水，说的就是中ณ国的农民
嘛！唐太宗李世民知道农民的重要，历朝历代没人不知道农民的重要，可赶到เ一掌握了政权，就很难说再代表农民了，总是反过来剥削农民，甚而镇压农民。以史为鉴，我看中国共产党人同样面临ภ着这个ฐ严å峻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