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到了毛泽东。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是那样地运筹帷幄，决战千里，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纵横捭阖，战无不胜，但解放后怎么เ会提出一个“一九八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呢？现在，回头再看，这个ฐ号召已显得十分可笑。究其原因，除去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而外，这种决心多半来自对当时中国农业，甚至包括对当时中国工ื业的真实状况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它背离了社会实际，留แ下的，就只能ม是一位伟人的一桩憾事。
我们看到、听到的高级领ๆ导机关下去的人，都被一级级一层层的下级干部前呼后拥，按事先定好的“视察”地点、事先布置好的人员去了解访问，能有多少真实情况？
八十年代是中ณ国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分流工作力度最大的时期，但它又恰恰正是县乡机构和人员增长最快的时期。
是谁消耗掉了农村改革的成果？——无限膨胀的机构和无限增加的官吏！
奇怪的是，这些来自中ณ国最高决策层的“红头文件”，一个ฐ接一个下发，农民的负担却并没有因此而减轻。
一个风华正茂的农村青年，只因向县委反映了不堪忍受的重负问题竟被活活打死在乡派出所，这事震惊了中央，中央不仅派出调查组，还在事件发生不到เ一个ฐ月的时间，就连续下达了两ä个措词严厉的紧急通知，并宣布涉แ及农民负担的项目取消三十七项，暂缓执行两项，需要修改七项，坚决纠正有强制、摊派和搭车收费行为的十四项，同时废除达标升级活动四十三项ำ。以后不久，中央又转发了《农业部、监察部ຖ、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关于当前减轻农民负担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重申并“约法三章”：停止一切不符合规定和不切实际的集资、摊派项ำ目；暂停审批一切新的收费项目，禁止一切需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中ณ央《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已明令取消的项目，任何地方和部门都无权恢复，国务院规定的提留统筹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ใ五的比例限额不得突破。
应该说，严刑拷打的各种画面，王洪超并不陌生，过去他从电å影、电视或是小说上见到过；干出这种勾当的，不是杀人如麻的土匪、国民党特务，就是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或是德国法西斯ั。可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阳光普照ั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干出这些惨无人道勾当的，竟然是“人民警察”！而且，这一切，就都发生在共产党的执法机关！
王洪超至今回想被羁押在太和县那两个月的日子，依然一下就变得十分激动。那些日子，太恐惧、太痛苦，也太可怕了。在那里，他们的双手从背后被反铐ຖ起来，一天二十四小时就那么被铐着。吃饭时，铐在背后的手不可能ม端碗，不可能抓筷子，每顿饭就只能像猪狗一样伏在地上，伸长脖ๆ子，去舔，去啃；大小便时，只能ม躬腰屈背，用身后被反铐着的一双手，艰难地退下裤子，不可能去擦屁股；睡觉就永远只能ม侧着身，夜夜做的全是噩梦，半夜醒来，常被惊出一身冷汗。
车过黄河以后，三人似乎ๆ都无话可说了，可谁也睡不着。整整一夜，他们就这样枯坐着，似乎ๆ什么也没想，一直无聊地听着脚下车轮与铁轨忽轻忽重的碰撞声，这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竟是那样震撼人心。赶到天都大亮了，三个人才昏昏晕晕地有了倦意，不过省城合肥却已๐经到了。下了车，顾不上休息，三人就按农业部介绍信上写着的单位，找到เ了安徽省减轻农民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
只要他们还从属临泉县白庙镇的权力磁场之内，纵使远离千里万里，也逃不脱任人宰割的命运！
“审查表明”张桂玉之子张小松的负伤，就更加“有趣”：“张余良从张桂玉手中将木棍夺下，打了张小松一下”。凶犯张余良不过只是用木棍“打了”张小松“一下”，而且那“木棍”还是从张小松的老子那儿“夺下”的。孰不知，“木棍”“打”的这“一下”，在张小松的右膀上留下的却是一个长六十五毫米、深达二十毫米的刀伤，住院长达一月之久伤口才痊愈。《民主与法制》杂志后来将张小松砍成重伤的照片公诸于众，没给这份《起诉书》一点面子。
总之，“引起双方对骂”，首先操凶器和最先动手的，不是村民代表就是村民代表的家属，这些算账的村民代表被杀好像是“死有余辜”的！
村民们在丁言乐家扑了空，又怒不可遏地掉头涌ไ向派出所。结果发现：往日不可一世的副所长彭志中，以及被狗吃了良心的纪洪礼ึ、赵金喜和王进军，一个个也都各自躲藏了起来。
从那以后，直到我们走进路营，八年过去了，路营的村民再没见到过丁言乐一家人。有的说他们去了上海ร或是南京，有的说他们去了海南或是深圳，总之，背井离乡，在外靠打工ื谋生。原本是路营村跺地地也会晃三晃的副村长，从此成了浪ฐ迹天涯、四处漂泊的可悲的游子。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的文学应该时刻๑保持与现实生活的对话。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该缺席。因此，从二000年十月一日开始，我们从合肥出发，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随后，又尽可能地走访了从中ณ央到เ地方的一大批从事“三农”工作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及政府官员，作了一次长达两年之久的艰苦调查。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ณ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๐经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主ว要因素，它已经关系到我们整个ฐ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现有的现代化水平能ม不能维持，关系到我们通过二十多年努力奋斗ç好不容易创น造出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的严峻问题！
正腔圆地回答：“敞开收购了！”
朱镕基十分满意地点着头问：“你去年收了多少粮食？”俞水华满怀豪情地撒开了弥天大谎：“去年收购五千吨，而过去一年都在一千七百吨左ุ右。”朱镕基又问：“你这个粮站收一个乡还是几个乡的粮食呀？”“一个乡。”这时朱镕基若有所思地提出了一串问题：“这个乡有多少亩田？亩产一般是多少？总产量又有多少？”俞水华不假思索地答道：“全乡两ä千三百亩田，一年产量一万五千吨。”俞水华只知道按照准备好的材料背数字，却忽视了这些数字背后可能会出现的破绽。
果然，朱镕基反过来给俞水华算细账了：“你虽然收了不少，但除去农民口粮和种子，你还是没有完全收尽余粮嘛！这怎么叫‘敞开收购’呢？双季水稻难道亩产不到七百斤吗？你得讲实话啊！”
俞水华是个机灵人，事先早已对各种可能ม会出现的情况都做了最充分的准备，这时明知露了马脚，却并不慌乱ກ，反倒显得更加镇定，并且自自然然地摊开双手，为难地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有的粮库都用上了，已经爆满了！”
朱镕基环顾一下四周的粮仓，微笑了。这时，俞水华恰到好处地作了一个欢迎总理进仓视察的手势。朱镕基于是在俞水华的引导下，走进了三号粮仓。
望着堆码整齐的高高的粮垛，朱镕基忍不住要亲自登一登粮堆的高处。因为粮堆的一边非常陡峭，为安全起见，随行的两ä名保卫人员不得不慌忙跟上去，各自伸出一只手从后面紧紧ู支撑着总理的后背。
登上粮堆最高处的朱镕基，看到由á他制定的粮食政策不但被落到了实处，而且还完成得这么好，显然是出乎他意外的好，就十分开心地笑了。
当天，在芜湖市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动情地说道：“在我担任副总理期间，我最重视的，就是农业；最关心的，就是粮食。可以说，我在农业上粮食上花的精力最多，超过金融方面。我担任总理之后，第一次下来，考察的就是安徽的农业！”
他说，即使是城市，不管你那ว个城市的工业化的比重有多大，最重要的还是农业。各级党政一把手，最熟悉的应该是农业，应该了解民间的疾苦，特别是农民的疾苦。否则，你怎么当书记，当市长？中ณ国最多的群众是农民，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是农业嘛！
他语重心长地谈到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认真地下来调研。他说，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是个这么เ大的国家，一项政策执行起来会有一个过程，实施以后，也要有一个ฐ被实践检验、修改和完善的过程，而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他特别ี指出：“安徽是执行中ณ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之ใ一。”
朱镕基绝对想不到，他高度赞赏的“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不仅在执行中打了折扣，而且玩出了花花肠子。
在江南的一场豪雨之后，我们在已经卸任了的刘鸿站长的家中ณ，听他痛心疾首地给我们算着那次造假的损失。他说一千多吨粮食不是个小数字啊，来回运输、清理卫生、拆包倒包、清仓垫仓、水电消เ耗、粮食损耗、各种招待花销，外加影响了一季菜籽的收购，里里外外，就是十多万元呀，对已经严重亏损的峨岭粮站更是雪上加霜。他这算的还只是经济账。
望着新า华社记者于杰拍下的现场照ั片，望着照片上一向严肃的朱镕基总理，在听取“假站长”汇报“工ื作”时满意而又兴奋的神情，我们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悲哀。在最痛恨做假账的朱镕基总理面前竟敢这样造假，还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能ม够让人相信呢？这种骗局，不但玷污了朱镕基四处奔波的求实求真之ใ心，更亵渎了他对九亿中国农民由衷的关爱关切之情。
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总理，无法得到真实可靠的民意社情，又怎么能够保证中央出台的政策万无一失呢？更不要说弄虚作假将对调研工作产生的可怕的误导，这种危害是谁也无法估量的！
我们注意到，朱镕基的安徽之行，直接坚定了他继续实行粮食国家统购统销的决心。事实上，在结束安徽的这次调查研究回京之后，只有十多天时间，他就以总理的名义签发了一道国务院令，发布了《粮食收购条例》。他将粮食收购政策，由过去的《通知》，上升到เ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刚性的《条例》。而这期间，全国已有七个ฐ省六十多个ฐ县正在进行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农村税费改革，《条例》的正式实施ๅ，使得各地的农村税费改革不得不中途夭折。
当然，这是后话。
可以说，朱镕基签发这项国务院令之前，专程前往安徽考察，就是要看一看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被实践检验”过后，还需要不需要“修改和完善”，为此，他还特地向安徽的同志作了专门的解释：“不是不相信地方แ的同志。”遗憾的是，朱镕基出任总理后的第一次重要的调研工作，得到的就不是真实的社ุ情民意，无论是总理，还是《粮食收购条例》，都丧失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修改和完善”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