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兴镇，何开荫见到เ了镇党委书记李培杰。
三人一道到了新兴镇。
读着这些来自燕赵大地的信息，何开荫万千感慨。他在深受鼓舞的同时，却也深感悲哀与无奈。
何开荫又一次失望地回到合肥，他的心情很难平静下来。因为，这时候，他突然收到เ了河北省委研究室给他的来函，几乎是同时，还十分意外地又收到เ河北省委书记的秘书邢录珍写来的一封信。分别告知，他的深化农村改革的那ว些设想已引起河北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并认为ฦ他“所提的思路和办法，不单适合河北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全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意义。”
说得多么好啊！
冬去春来，一九九二年悄然而至，这年三四月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有如摧枯拉朽的春风，给华夏大地带来勃勃生机。
也就是从那一年的春天开始，中国出现了汹涌澎湃的“民工潮”。“民工潮”的出现，使何开荫敏感地意识到，种田已经入不敷出，农民的收入增加趋缓，出现了负增长，而农民的负担却与日俱增，新的矛盾不断ษ产生，又缺少必要的改革措施，各种各样的矛盾越积越多，已经严重地阻碍着中ณ国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还因为大包干十年到期了，农民担心耕地不再是自己的，那种世世代代生死相依的土地情结没有了，纷纷涌向城市去寻找新า的生活出路，且不说出现了土地的大面积抛荒，留在农村中ณ的，因为ฦ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造成粮食的大减产，农村工作更是徘徊不前。
何开荫收到征稿函，感到十分兴奋。于是他紧张地行动起来。他找到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室的金进和朱文根，还有在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工作的妻子顾咸信，四个人一道，进行了一番深入的调查研究。
那时县里分管粮食工作的是胡锡萍副县长，考虑她是位女同志，难胜此任，就将主管教育工作的年轻副县长汤春和派到เ运粮第一线。刘鸿站长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说个头不高、长得胖胖的汤春和副县长，始终就在现场坐镇指挥。朱基到达的前一天，芜湖市委副书记倪发科还领着省、市、县一大帮人赶去验收。因为倪发科在南陵当过县委书记，南陵县的老百姓大都认得他，至于这场造假的最高策划者是谁，谁也说不清。
当时，南陵县峨岭粮站，已经是一家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除去其中ณ的六号仓尚储有部分粮食外，其余号仓基本无粮。峨岭造假是从五月十八日这一天就开始的，可以说，兴兵动师，声势浩大，突击调运的一千零三十一吨粮食，分别来自三里、烟墩、工山、陈桥等地。连驾驶员在内，前后二百余人参预了粮食的运输和进仓工作。五月十八日到เ二十一日，这四天，峨岭粮站的职工们几乎没睡上一个ฐ囫囵觉。粮站站长刘ถ鸿第一个晚上忙到凌晨两点，第二个晚上干到凌晨四点，接下去就又连干了两个ฐ通宵。在那令峨岭人难忘的四天四夜里，小镇上所有的饭店和茶馆，都挤满了轮番前来吃饭或喝茶的搬运工人；粮站内外汽车络绎不绝，闹得附近的居民彻夜不宁。
我们承诺的决心，无疑是对真实状况的严峻性及复杂性缺乏็准确而可靠的估计。
但是，奇迹和成功，掩盖不了依然存在着的事实，这就是，淮河的水并未因为ฦ一个旧ງ世纪的结束便从根本上改观，淮河的现状，依然让我们为之忧虑；同样，我们也没有把贫穷堵截在新世纪的门坎之外，它现在仍困扰着一些地区的农民兄弟。
一个人就可以干完的
非但机构的层次多，每一级的机构设置又都是叠床架屋、分工过细。仅在同一县级机构中，与“三农”有关的，过去只有一个农业局，现在除有农业局，还分别ี设农垦局、畜ไ牧局、水产局、水利局、林业局、乡镇企业管理局、农业资源开发局等多个部ຖ门，业务相近，却是部ຖ门林立。人人管事，又无人负责，这种交叉重复，注定产生扯皮推诿现象。
一九九四年，农民负担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中央政府在全国全面推行了国税和地税分税制ๆ的改革，由á于中央财经的集中，地方政府预算内的财政就出现了空前的困难。农村中的义务教育、计划ฐ生育、优抚以及民兵训练在内的各项ำ开支都抛给了乡镇一级政府。基层得到的政策就是：“超收不交、超支不补、多收多支。”这就迫使、同时诱使各地县乡政府，不得不依靠占有农业剩余、剥削农民来维持运转。
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那ว位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就说过：“中央明明知道，问题虽然出现在乡镇，但根子是在上面，那么为什么不追究根源呢？不管原因是什么，反正中央不追究；不追究，地方แ官员的胆子就越来越大，机构和人员就一年比一年膨胀，农民负担就一年比一年沉重。中央政策对一些人而言，就成了聋子耳朵——摆设。”
他把调查到的“四二”事件的真相，详详细细地作了汇报，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这天，他利ำ用一个ฐ星期日，乘๖车去了河南省，在河南新蔡县邮政局，他给江总书记拍了一个长长的电报。拍这份电报，花去了全家人两个月的生活费。
“邵营行政村王营自然村群众上访要求退多提留的款，请努力做好工ื作，抓紧时间将多提的款全部如数退给群众。”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再次走进临泉县委办公室。他们出示了国家农业部和安徽省减负办的有关信函，这一次，办公室的人没有再刁难。显然，这时的临泉县委，已经接到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公函；县委书记张西德，也知道了白庙镇王营村村民代表把他们告到北京的事。他笑容满面地走了出来，并当场给白庙镇党委、镇政府写了个ฐ便条。写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蚌埠市检察院并不是以“杀人罪”起诉张桂全的，但张桂全在听完宣判后竟当庭大骂法官，声言等他儿子出狱后要拿这几位法官开刀！杀人者的气焰如此嚣张，不知《起诉书》上落下姓名的检察官和代理检察官作何感想？
张桂全在那个ฐ阴冷潮湿的早晨让人毛骨悚然的嘶叫，令在场的所有目击者永世不会忘记：“给我干掉！十二个ฐ要算我账的代表都给我杀光！”这是《起诉书》不该遗漏或不敢正视的兽性的嚎叫。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发生在安徽省利辛县纪王场乡派出所的“丁作明事件”，注定不会被将来撰写《中国农业发展史》的学者专家忽略或回避，因为，丁作明是中国的九亿农民之ใ中，因反映农民负担而被乱ກ棍打死的第一人，他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ฦ代价，唤醒人们不应该那么เ乐观地忽略或回避中国农村中正在变得十分严峻的现实。
于是这支由路营出发的上访队伍，顷刻就像被一只巨大无比的手在冬日滚动着的雪球，其阵势迅速在扩大，还没抵达县城之前，已汇集了三千多人。这队伍，滔滔似水，浩浩荡荡，一路上扬起滚滚黄尘。黄尘滚滚之中，还夹杂着拖拉机、三轮车、农用汽车、牛车、人力车的引擎声、喇叭声、铃铛声。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เ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เ的抗争，想象不到เ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我们想说，今天中国还并非到เ处歌舞升平，我们还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和困难的群众。现在许多人没有离开过大城市，以为全中国都像北京、上海那个样子，有些外国人来了，一看，也以为中国都是那个样子。其实，不是这样。
作为ฦ主ว管这项ำ工作的国家财政部农财司的一个官员，不去设法解决农业财税政策上的这些问题，却对地方上进行的这些难能可贵的改革试验，横挑鼻子竖挑眼，缺少起码的热情，在这样的研讨上引起众怒，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李秋鸿说得最为理直气壮的一段话，也是给大家印象最深的一段话，这就是：“从我们接触的农民上访情况看，没有一起是因为农业税的比例过重而上访的；农民反映的全是税费混在了一起的。所以我们在业务工作中主张税费要坚决分开！”
他说得似乎确可信据，却招来了大家最猛烈的批驳，使会场上趋向了白热化。
因为，造成这种税费不清的首先就是国家财政。
一九八五年开始的以乡镇为ฦ主的农村办学体制，这是产生中国农民负担问题最大、最主ว要的原因。有着九亿人口的中国广大农村，义务教育的费用
却是让农民自己掏腰包。财政该出的钱不出，甚至连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优抚工ื作、乡村道路这些本该政府支付的费用，也逼得乡村的干部ຖ挨门逐户向农民强行索取。现在，来自京城的农财官员非但不领下边的情，反而倒打一耙，嫁祸于人。这确实把基层代表激怒了。
“既然政策规定农田特产税‘据实计征’，”从改革试点第一线来的代表抓着“特产税”的问题不放，提出反诘。“就应该实事求是不是？有，就收；没有，就不收；有多少，则收多少。可为什么财政上年年却又层层下指标，派任务，这不明摆着是说归说，做归做，教人弄虚作假吗？农村干部‘替人受过’，搞坏了名声，搞坏了形象，反过来还说下面不执行政策。这都叫个什么理？！”
安徽省涡阳县的代表来了个ฐ现身说法。他说，涡阳县为不折不扣执行“据实计征”的特产税政策，专门在耿皇乡做了试点，乡政府从财政所和经管站组织了十九人，进村入户，严格按照规定跟踪这个ฐ乡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全过程。前后用上两ä个多月，认真进行成本和收入的核算，最后征收到เ四万多元的农田特产税。可是这些人下乡的用品、工资以及误餐补助的支出，加起来也达到了四万多元。结果，征收到的税额，基本上就被征收的成本抵消เ一空。就是说，按照现行的制度和办法征收税款几乎是无法做到เ的。
耿皇乡的故事近乎ๆ荒诞，但这种试验却把今天脱离实际的税制问题暴露无遗。
谁知涡阳县的代表话没落音，李秋鸿就接过话极力争辩。
太和县农经委副主任邹新华，一直冷静地注意着李秋鸿的发言，耐心地听着这位财政部官员对太和县试点的横加指责。因为对方说的就是“太和”，作为太和县试点的代表，他自然不便立即反驳，至少他要显示出太和人的宽容和大度。但是，涡阳县的代表举ะ出的这个例子，已经是那样的说明问题，对方却依然强词夺理，以势压人，他再也按捺不住。
邹新华激动地指着李秋鸿，只差没把指头戳到对方的鼻子上。愤然道：“你们就是不看实际情况，坐在办公楼里瞎想。今天事实就摆在面前了，还死不认账！”
他说得过于冲动，声音都变得沙哑，伸出的手指也在上下颤动。
接着会场上四处都响起了愤懑แ的斥ม责声。
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文文静静，甚至是一脸书卷气的李秋鸿，他在会上极力坚持的，其实是国家财政部的意见，正因为ฦ不只是他个人的看法，各地代表才越发感到，大家正在热心试验着的这场农村税费的改革，其前景并不那么乐观。
作为ฦ这项改革最早ຉ的倡导者，又是太和县试点的直接参加者，何开荫就改革中的一些问题，也旗帜鲜明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种商品的价格差不多都放开了，惟独粮食这样大宗的农产品国家仍限价定购，使得粮食不能成为商品，其比较效益日渐降低，毫无疑问，这种定购制度必须取消，粮食的市场和价格也必须放开，否则ท中国的农业就无法再进一步发展。当然这需要条件，我们将税费改革征收的办法用公粮代替定购，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让国家最可靠地掌握粮源，保证非农用粮的供应；二是因为ฦ农民有这个ฐ习惯，征交公粮，对农民来说既方แ便，透明度又高，最主ว要的是我们把税费改革和推进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联系起来，这就为ฦ下一步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准备好条件。只有取得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成功，全面彻底地放开粮食市场和放开粮食价格，形成大流通，培育大市场，封闭的社区结构才会最后被瓦解，中国的农村才可以说大有希望！
何开荫的发言，有着浓郁的理论色彩，却由于他讲得深入浅出，富有很强的说服力，会场上一下变得安静下来，连喝茶、走动的人也生怕打扰了别ี人，把动作放得又慢又轻。
这气氛显然也感染了何开荫自己้，他开始变得激动起来。他说，其实我们搞的，只是农业税费征收办法的改革，还不是实际意义แ上的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假如现在就搞税费制度改革，立法部门说不定马上会来制止，涡阳县新兴镇的改革被县人大明令取消就是明证。因此，它肯定会有较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目的也只是侧重于规范征收的办法，先把农民的负担尽可能地减下来，政策规定上的“杠子”粗了一点，却简单明了便捷易行。虽然还不全公平合理，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相对于过去的乱ກ收费来说，农民已比较满意。
当然，他还想说：今天搞的还只是税费征收办法上的改革，就搞得这样艰难，如履薄冰，几近夭折；其实，即便就是真的进行税费改革，那ว也只能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关键在于由此带动农村政治体制ๆ上的改革。尽管，谁都知道，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๐经严重影响到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但会上没人这么เ明说，当然今天他说了也等于白说。
主持会议的杜鹰，在作会议的最后总结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总的感受是，我们在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๑，研讨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
现在我们整个国家，正处在一个工业化高速增长的时期，在这样一个阶段上，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状况如何，将是决定我们这个国家现代化命运的一个重要方แ面。这两ä年，‘三农’的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但存在的问题也同样是比较突出的，有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而这些问题与我们这次会议研讨的内容无疑都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