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不适合杏树的生长，这里太冷。我在柏林并没有想念过杏树，却在不经意间碰到一棵。它紧挨着一座城铁铁ກ路桥，人们一般不会往那ว儿去。它不属于任何人，顶ะ多属于这个ฐ城市。它站在路堤的一个低洼处，树冠与桥栏一般高，离桥栏很远，要想摘到杏枝，得冒点风险弯过身子去拽。每隔几天，我都会路过那里。杏树对我意味着已经远去的一小块村庄，它来到德国的时间比我更久，仿佛当年有些树也厌倦了村子，悄悄从园子里溜走。远走他乡的树像背井离乡的人，在恰当的时刻离开了危险的地方，找到一块不很恰当的土地，在其中一个错误的地方停下来，再也下不了决心继续走下去。通往商店的路两ä旁都有通道，我可以避开杏树。但既ຂ然它存在着，就不可能ม只去商店。我经常面临选择，是去看树，还是绕道走。我对自己้说：去看看它今天是什么样子，或者：它今天该不会让我心烦吧。我去看杏树不为父亲，不为村子，也不为ฦ国家——不是乡愁的驱使。树既不是负担也不会减轻负担，它站在那里，只是对时间的一种回味。和杏树在一起时，我脑子里沙沙作响的一半是糖一半是沙。“杏”（aprikosen）这个词很讨巧，听起来像“亲热”（liebkosen）。
物品于我一向很重要，它们的外形和主ว人自己的影像一样。要想了解一件物品，只需看它的主ว人，他们之间密不可分。物品是从人的皮肤剥离的最外层部分，如果它们的生命比主ว人更长，逝者就会在他们遗留的物件中ณ徜徉。父亲去世后，医院把他的假牙和眼镜转交给我。家中厨房放餐具的一个抽屉里，一直放着几把他的小螺丝刀。父亲在世时，母亲总是嘟囔着叫他拿走，可他死后，螺丝刀在那儿一放又是好几年。这时，厨房抽屉里的螺丝刀不再碍母亲的眼了。主人已๐不在桌边，至少他的工具可以和餐具放在一起。逝者已๐去，生者不再拘泥于常规，手下也对他们生出些敬畏ั。有时我会想，假如父亲能够重新า回到桌边，他甚至可以用螺丝刀代替刀叉吃饭也未尝不可。父亲走后，固执的杏树也在院中扭捏着不愿开放。感觉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向外发散，只有少数几件物品会清晰地印在人们的记忆中，毫无道理可言，而且不直截了当。不是假牙和眼镜，而是螺丝刀和杏树一直在提示ิ我们父亲已经不在的事实。我的目光荒谬地走进杏树，望久ื了，它们又秃又短的枝干，在我的视线中渐渐与小螺丝刀混淆起来。我在张望中ณ长大，但这些东西依然别有用心地纠结在一起，和从前一样。
在流利ำ而准确地掌握了罗语之ใ后很久ื，我依然需要竖起耳朵，倾听它向我描绘的大胆画面，结果还是常常令我瞠目结舌。许多词语看似平常，却暗藏精确的政治态度。有些词本身就在讲故事。那时的罗马尼亚贫困遍地，到处都有蟑螂。蟑螂在罗语中ณ叫做“俄国人”没有灯罩的电灯泡叫“俄罗斯ั吊灯”葵花子是“俄罗斯ั口香糖”老百姓天天都在用机智的词语游戏贬低着他们的老大哥。词与意之间的关联很隐讳，因而更具有讽刺意味。商店里没肉可卖，只有带爪的熏猪蹄作为替代品，人们给它冠名“体操鞋”这种高度政治化的表达方式无法禁绝。贫困是日常生活的装备，人们在讥讽少得可怜的商品时也在嘲弄自己，这嘲弄中ณ又清晰地寄托着渴望。这样的语言自然独具魅力。但也有例外情况：我曾在一所轻工业部门下属的中ณ学短期任课，一位老师把他的学生都叫做“？机组”比如波佩斯库机组，等等等等。另外的例子：某机械厂有三个部门分散在不同城区，信差的任务就是在各部ຖ门之间传递文件。有个信使是侏儒，个头还不到门玻璃，敲门时屋里人看不见，于是得了个“不—在—这儿—先生”的绰号。再有吉卜赛人的例子，他们脱离了黏土房的苦难生活，到工厂做火夫或是钳工，被戏称为“穿绸衫的吉卜赛人”
在独裁统治下，欣赏俏皮的、几乎天衣无缝的幽默，也意味着美化它的离题。无望中诞生的幽默，绝望之处生出的噱头，模糊了娱乐与羞辱之间的界限。幽默需要出人意料的高xdx操，只有不留แ情面才会引人入胜，绽放言语的光芒。有些人能把任何事情变成，他们口若悬河，敏锐俏皮，通晓变形和组合手法，是训练有素的幽默老手。然而，许多笑话在长期的实践中流于低俗的种族主ว义，把歧视他人当消遣。我观察过工厂的一些同事，他们可以几个小时不停地讲笑话，谈笑风生的同时，居高临下俯视着周围的人和事，在这个过程中ณ训练自己้的记忆力。噱头中ณ隐藏的傲慢成为一种非条件反射的习惯。讲笑话的人像得了职业病，得意之ใ中完全忘了自己原本的目的。很多笑话的主题是颠覆罪恶的国家权力的，同时又是种族主ว义的。我当时真应该帮他们统计一下，在颠覆性笑话中ณ，有多少具有种族歧视的色彩。
同样，日常生活中的固定用法及顺口溜的调子也非常便于记忆，词与词之ใ间搭配得天衣无缝，无可争议，很容易在坊间口口相传。在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广告也会运用文字和画面的幽默效果。我移居德国后，某搬家公司的广告语着实吓了我一跳：“我们能让你的家具长腿”在我的记忆中，长腿的家具是秘密警察来过的标志：推开家门，发现椅子进了厨房，墙上的画横穿房间落到床上。最近，柏林所有的公交站都张贴着一张女人脖子的海ร报，脖子上有两个枪洞，下面的洞上淌着一滴血。这是互联网公司的广告。另外一张海报上，一只高跟鞋踩在一只男人的手上。这让我不得不说两句了。踩在一只手上的鞋有什么เ美可言？这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因此构成最粗暴的伤害和毫无道理的侵犯，是玩弄折磨与死亡的荒唐游戏。在我看来，这样的广告只会贬低自己的产品。我绝不会去买讲述着践踏一只手的故事的优雅的鞋。被践踏的手无法与鞋再分开，甚至比鞋还大，不断ษ折磨着我的记忆。鞋的颜色和接缝都已模糊，只有被踩的手十分清晰。我不必再看一眼广告牌，就能ม清晰地看到男ç人的手被踏的样子。记忆的选择并不奇怪，它非此不可：在残酷面前美不再坚持，而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变得猥亵。正如外表漂亮者羞辱他人，美丽的风景之上遍布着人类的痛苦，也正如柏油路上的蜥蜴头皮鞋，即便美丽的鞋啪嗒啪嗒让我忍不住回头。这则鞋的广告总让我想起过去，在独裁统治下，一个个ฐ鲜活的个ฐ体如何被折磨，被践踏。在我的想象中ณ，广告上这只优雅的蜥蜴头皮鞋什么都做得出来。我永远不想去拥有它，也绝不会接受别人的馈赠。我不能保证这只鞋，在我不经意间，不再重复它践踏一只手的习惯。
构思该广告的人，一定不了解暴力会使人疼痛、会致人伤残。载满这样故事的一只鞋，不会使美更精致，而是借暴力对美的一种瓦解。广告原本应提升产品的声誉，但这则广告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在等公交车，推着婴儿车经过，或提着购物袋走过时，广告牌静止的样子成了眼睛每天不变的节目，盘踞在脑แ中挥之ใ不去。人们心目中致使他人痛苦的底线一天天降低，国民对暴力的认知标准也随之ใ降低。广告牌执著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不禁要问鞋厂和广告商：你们能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你们要走向哪里？你们的蜥蜴头皮鞋的终点又在哪里？
我每天都暗下决心不去理会这则广告，却总是忍不住要去看它，它颇็具反讽意味地在我身上作用着。我如此喜欢的蜥蜴头皮鞋，被这则广告名誉扫地，商家大概也不再指望我成为ฦ他们的客户了。我担心广告商并不是一无所知，而只是太现实：反正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坏的一面，他们不会反感，还有可能成为客户。至于少数几个较真儿的，放弃了也不可惜。
父亲出门前，我常看他往鞋上吐唾沫，然后用抹布蘸着唾沫把鞋擦干净。被口水吐过的鞋锃光瓦亮。人们习惯在蚊子叮咬过的地方，刺扎过的地方แ，在烧伤和被擦破的胳ฑ膊和膝盖上吐唾沫，用唾沫擦袜子和大衣上的污点，和粘在皮肤上的脏东西。我小时候常想，口水真是万能的好东西，而且沾在皮肤上夏凉冬热。后来，读到有关党卫队和国防军（1935๓—1945）的描写，提到เ他们纪律如何严明，靴子必须保持光亮时，我想，父亲往鞋上吐口水的习惯大概就是那时养成的。正是这些不引人注意的小事，最能让人看出他身体里的那ว个党卫军士兵。我的几个大学前在罗马尼亚部ຖ队当兵的朋友，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颓败的罗马尼亚军队，士兵们同样热衷于这种擦鞋方式。没有子弹可供训练，子弹太贵了。擦鞋没有鞋油，但有口水。训练射击的时间越少，练习擦鞋的时间就越多。一个ฐ中ณ提琴手朋友奉命为他的上级擦了三天鞋，直擦到嗓子吐干，手上起满了泡，之后的几个星期都拉不了琴。
最近，我读到些有关士兵和口水的另外的故事，是彼得·纳达斯（peternadas）描写的1968๖年匈牙利ำ部队和华沙公约国武装入侵捷克的情景。布拉格春天被镇压“匈牙利军车在前往布拉格途中，挡风玻璃被大量口水糊住，雨刮失灵了。匈牙利ำ士兵在挡风玻璃后面颤抖着、哭泣着？”这里，口水成为ฦ平民对抗军队的一种武器。
在村里，如果孩子长得和父母特别ี相像，大家会习惯说：这孩子像是从父亲（或母亲）脸上吐出来的一样。我出生的小地方，和口水一定有一种奇怪的天然关系，原本贬义的词在我们这里成了中性的甚至是褒义แ的。不过，我们在形容一个人时也会这么说：他简直坏得像唾沫：一句最简短却是最恶毒的骂人话。吐口水和说话大有关系。纳达斯的例子说明，在词语不足以表达对他人的蔑视时，口水是更加有力的武器。朝某人吐口水比骂人更厉害，那是一种激烈的身体冲突。罗马尼亚语和大多数其他拉丁语种一样，听上去灵巧ู而柔软。一个ฐ词可以在韵律中轻快地飞进另一个词，任何一种情况都有适合它的韵律、格言和固定用法。流畅ม的话语在跌宕起伏和起承转合中穿过每一个日子。与听笑话一样，我们总要多听一遍才知道自己้能否接受。“吉卜赛人从远处看是人”还有，当春天来临，白昼一天天长起来时，他们说“白昼一天比一天长出一只鸡脚来”反之，到了秋天，就是“白昼一天比一天短了一只鸡脚๐”语言的想象力就是这样，它在耳朵无花果（德语：耳光）和天鹅绒爪子（德语：柔软的小爪子）之间荡来荡去。
德国南部ຖ的一个ฐ熟ງ人曾向我提起他的一段童年往事。战后，小孩子们在除夕夜流行玩一种长捻儿爆竹，叫犹太屁（judenfuerze），但他一直听成是柔道屁（judofuerze），他以为这种爆竹和柔道运动有什么关系。十七岁之前他一直都这么เ认为。每次在商店购买或者央求大人时都叫它柔道屁，父母和卖炮的人从来也没有纠正过他。等了解了它真实名字的时候，他为自己在每个除夕夜燃放的爆竹感到羞耻。这时，父亲已经过世，母亲还在，但他一直无法启齿去质问她，为什么在经历了奥斯维辛之ใ后，她还能随随便便叫出这种反犹的名字。我问他为什么张不开口，他只是耸耸肩。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语言无时无处不是政治的范畴，因为它和人与人之ใ间的行为密不可分。语言总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因此我们每一次都要凝神聆听，探询言语之下暗藏的深意。在与行为密不可分的关系中，一句话可能容易接受，也可能难以接受，也许是美的也许是丑的，或好或坏。总而言之ใ，在每一句话语中，也就是说，在每一次说的行为中ณ，都坐着别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