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有着坎坷经历的男人。他长得有些特别，很瘦，清癯的脸上，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着一只高耸的鼻子，和一双仿佛每时每刻都陷入在思考中的眼睛。这是一个爱较真，敢说实话，又爱关心国家大事的知识分子。因为这种特殊的性格，一九五七年，还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他就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到了北大荒一个ฐ几近蛮荒的青年农场，在那里一呆就是二十年。后来，右派改正了，四十三岁的何开荫终于回到了安徽省天长县的家乡。本来，他完全可以过安稳的日子，但是随之而来的中国农村的伟大改革又一次点燃了他的激情，加上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是他的老领导，又比较爱关心国家大事，喜欢思考社会热点问题，当王业美全国第一个拍板在来安县搞起“包产到户”时，他就紧随王业美，走到了农村改革的第一线；以后又追随积极支持凤阳县小岗村搞起“大包干”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๗昭，冒死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的“大包干”在全国赢得成功，王郁昭作为那场改革的功臣，出任了安徽省省长，随后也就把他调进了省政府办公厅。一个农业科研技术干部ຖ，跑到行政机关能ม干什么呢？打那他就开始了宏观农业政策的研究工ื作。
这人就是高级农艺师，后来被誉为“中国税费改革第一人”的何开荫。
国有粮仓无粮，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让地方แ实在难以执行。中央定价，放开收购，出现亏损，却是由地方财政补贴。这几年粮食越来越不值钱，产粮大县干部ຖ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往粮食上补贴呢？没有补贴，负责收购粮食的粮站，就只有变着花样压级压价，扣斤ภ扣两，限收，或干脆ะ拒收。所以，许多粮站宁愿让粮仓就这样空着。
南陵作为产粮大县绝非徒有虚名，但是，当得知朱镕基总理将前往南陵检查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时，南陵县和芜湖市的领ๆ导还是慌了手脚。因为ฦ，南陵的粮仓里确实又是无粮的。
为使淮河水如期变清，中ณ国政府拿出了大禹治水的精神，壮士断臂的勇气，在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凌晨之前，毅然关闭了淮河沿岸上千家小造纸厂，并在最后期限的日子里，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零点行动”。
我们也注意到เ，中ณ国政府在上个世纪末，曾做出过两项承诺：一项是“要让淮河水在2๐000年变清”；一项ำ是“不将贫困带给下一个世纪”。
“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大精简——大膨胀”，这似乎不可思议，却又是铁的事实，不能不叫人感到莫名的悲哀。
我国在编的党政机关干部，一九七九年是二百七十九万人，一九八九年则上升为五百四十三万人。其中上升最快，几尽失控的，当数县乡两ä级。县乡两级的机构与人员，在这种不断的精简之ใ中至少增长了十倍！到เ了一九九七年，我国在编的党政干部便达到了八百多万人，而增加的干部人数与同期国有企业下岗人数一百二十六万九千人大体相当。这期间县乡两级机构和人员的飙升更是空前的。
至于那些措词严厉的“红头文件”，虽然明确提出了“不许”或“严å禁”的内容，可那ว又多半是一些原则或是精神。这种既非刚性约束，更非法律条文的东西，无法界定又无法操作，说了也等于没说。于是，决定取消的，没被取消；决定纠正的，没有纠正；决定暂缓的，也没有暂缓，而是比原先更多、更烂、更荒唐的分摊项目相继出现。于是，对农村中ณ“三乱”的限制与治理，也就变成了“割韭菜”，或是“刮胡子”，割了又长，刮了又出，周而复始。
当我们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本该是最具权威性的文件之后，注意到，这些政策性文件，虽然都很具体，却并非治本之策，因为大多着眼于对众多分摊项ำ目进行甄别ี，所以决定暂停的每一个项目，都势必影响到政府一些部ຖ门的具体利ำ益，这些部ຖ门很快就会改头换面，创造出一些更新的、不在明令禁止之ใ列的收费项目来。即便就是在明令禁止之例，这些部门也是可以通过本部ຖ门的政策文件，或是再由本部门起草代表部门利益的领ๆ导讲话，为项ำ目的恢复执行提供新的依据。有的，甚至根本就不需要“变通”，置若罔闻，照样拒不执行。
临泉县政协副主席于广轩拍案而起了。
这叫他难以接受，感到เ痛苦，感到悲哀与绝望。
走出农业厅大楼ä时，三人在京曾有过的那种亢奋与激动，再次溢满了胸襟。王洪超甚至下意识地回头看看这座已经相当陈旧的建筑，心中油然荡起一股感激之情。
省减负办的同志听了三人的陈述，十分重视，也觉得问题严重，当即写了一封态度十分明确的函，希望他们亲自交给临泉县减负办。临分手时，也送了一本他们自己汇编的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央历次做出的具体规定。
急性大出血死亡”；张桂玉因“单刃刺器刺伤胸部至心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张桂月因“单刃刺๐器刺伤左胸部至左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十分明显，凶手无一不是用凶器直掏心窝子！幸免一死的张小松，也是因为ฦ他躲开了直接砍向脑袋的菜刀，这一刀才砍在了左膀上。
蚌埠市检察院是把张桂全父子以“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名提起公诉的，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特大凶杀案的性质。因为ฦ“伤害罪”是指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而“杀人罪”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ฦ。即便就是从《起诉书》上提供的“法医鉴定”的事实来看，张洪传因“单刃刺๐器刺伤胸部至心脏主动脉破裂引起急生(应为ฦ‘性’——笔者误)大出血死亡”；张桂毛因“单刃刺器刺๐伤左背部ຖ至左ุ肺破裂ฐ引起
就在路营村村民准备上路时，附近的路集、彦庄、李园、朱园、李楼、郭桥、常营村的村民，也闻讯赶来，怒不可遏地加入到路营村的上访队伍。
村民两处扑空，情绪越发变得激愤，最后一合计，决定直接去县里。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并且都在农村度过了无瑕的童年岁月，今天，当我们奔走在已๐经变得陌生的田野，却依然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内心的冲动几乎要溢出满眼的泪水。这种与大自然血肉般的亲情，是我们进入城市以后再也没有感受过的。
我们从不怀疑，安徽省的农村面貌，在全国十二个农业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如果就农村的改革而言，安徽在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中，就更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被称作新中国农村三大改革的土地改革、“大包干”和农村税费改革，后两项改革，就源自安徽。朱总理就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农业的问题上，在中央要对农业做出重大的决策时，我往往是会到安徽来调查研究的。可以说，我们许多成功的经验都是从安徽来的，安徽为中国的农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温家宝也说过：“事关农村的政策问题，我就想到安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里有许多熟悉情况、又敢于发表意见的同志。我每次来都很有收获。”因此，我们走进安徽的广大农村，其实也就是在走近中国的农民。
由于杜润生的推荐，何开荫就跟着王怀中ณ同车到เ了曹操和华佗的家乡亳县。
当时，阜阳还没撤区建市，亳县也没改作亳州，更没从阜阳地区单独划ฐ出去，地区的几大班子领导就全集中ณ在那ว儿开会。何开荫的到来，无疑为会议增添了改革的话题。地委书记王昭耀盛情地要何开荫为大家谈一谈他对农村第二步改革的设想，被压抑了许久的何开荫，巴不得有这样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也就不谦虚，便把自己多年来深思熟虑的东西娓娓道来。
讲完之后，他提醒大家说：“这个方案涉แ及到目前不少禁区，能ม否真的搞起来，我自己้也没有把握。”
几大班子成员随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王昭耀对何开荫说：“我们决定搞，你来帮助我们一起搞吧！”
何开荫终于听到自己的设想即将被实施，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但他依然不无忧虑：“这是有一定风险的。”
王昭耀坦言道：“我们是经国家批准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允许搞一些创新า和突破。即便有风险，也是由我们地委担，由á我王昭耀担，这个与你没有关系。”
王昭耀的话说得很平静，却说得斩钉截铁。
何开荫听了一把握住王昭耀的手，心里有一阵阵热浪在奔涌。是呀，有王书记这句话，他已经无须再说什么了。
会后，王昭耀亲自陪着何开荫到下面去确定试点的地方แ。
他们首先到了颍上县。
由á于当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曾在这个ฐ地区进行过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试验，研究中心的杜鹰等人还专门深入到เ这儿前后呆了一年多时间。何开荫认为深化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制度和税费制度的两ä项改革，既然土地制度的改革已๐经在探索ิ了，那么，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自然就是农业税费制度上的改革。因此他同王昭耀下来确定的将是税费改革的试点地。
颍๓上县为此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扩大会扩大到了县里的五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地委书记王昭耀虽然到会，但他特地说明，颍上县同意不同意作为ฦ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地委不搞包办代替，希望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何开荫首先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情况，然后就是自由á发言，会开得热火朝天。没有多大一会儿，会场上便出现了阵线分明难以融合的局面：县委、县政府很想干，政协有点说不清，人大则ท持反对意见。支持者、反对者与折衷者都说得慷慨激昂，振振有词，思想最终也统一不起来。县人大领导否定进行税费改革的试点，是有着充足的理由á可以摆到桌面上的：“这样的方案明显是与现行政策法规不一致的！”
何开荫认真地听着，越听，越觉得小平同志的南巡ำ讲话高瞻远瞩，切中时弊，太深刻๑了，也太及时了。他终于从反对者和折衷者的理由中，找出一句最典型的话，这就是：“别ี的地方没有这样干，要是我们干了，将来恐怕乡镇干部有意见。”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求稳怕乱，心安理得——这种“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像小脚๐女人一样”的精神状态，已经成了当前深化农村改革最突出的思想障碍。当然，何开荫也还从反对者冠冕堂皇的理由á背后，看到了更隐蔽的原因。其实，怕来怕去，说穿了，就是怕实行了这种税费统筹的办法之后，乡村干部就不能再像过去那ว样随心所欲地从农民那里收钱了。而乡村干部，毫无疑ທ问，也包括县里干部，他们的许多政绩都是靠达标呀、升级呀弄来的，不准乱收费，不准乱ກ摊派，不准乱集资，那ว些“公益事业”所需要的钱款从哪里来呢？同意税费改革，从某些意义上说，就等于是断了自己的财路。
显而易见，实行改革，首先必须要有改革精神，敢于先“革”自己的“命”！
王昭耀看清了这个形势，他没有勉强。因为任何农业改革是否成功，首先有赖于农民能否了解、认同和支持，县级领导干部尚且如此，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组织动员广大农民取得这项改革的成功呢！他对何开荫说：“我们再到涡阳县去看看。”
到了老子的故里涡阳，王昭耀把何开荫介绍给涡阳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因为地委有事需要他回去处理，就提前离开了。走前，他诚恳地对何开荫说：“这事急不得。有一点你放心，我支持你在阜阳地区搞税费改革。”
涡阳县也为此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或许因为没有王昭耀书记的在场，会开得比颍上县还要激烈。听说税费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交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农民自己的；任何部门和任何人都无权再向农民征收一分钱。”会从一开始就炸了锅。
会上出现的这种局面，竟然和颍上县的差ๆ不多，县委书记王保明是坚决支持的，他也主ว要是把这项ำ税费制度的改革，看作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县长汪炳瑜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认为今天的农民确实太苦，负担太重，老何的这个ฐ方案能ม有效地刹住农村中“三乱”的不正之风。政协的意见较暧昧，人大却是坚决反对。
当争论各方相执不下时
，县长汪炳瑜竟站了起来，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摔，说道：“所有风险我们县委县政府担着。这么多意见我们听到了，知道了，但我们还是要干！”说得与会者一时语塞。
散会时，何开荫找到เ汪炳瑜，他很感激这位敢于拍板敢担责任的痛快县长，但他还是十分诚恳地劝说道：“你们就要换届了，还是等一等吧。不能因为干这件事，把你的县长也选掉了，以后什么เ事就都干不成了。”
汪炳瑜想想，也是这么个理。虽说县里五大班子不能ม一团和气，干工作总得有个原则，但在大家的认识还不一致时，确实也不能操之过急。他苦笑道：“好吧，就先放一放。”
离开涡阳时，何开荫不希望再去惊动县里的任何领导，他一个人，拎着包，默默地向长途汽车站走去。两个县的县委扩大会开得如此热闹，他预感到，农村税费改革的道路势必将是漫长、曲折而又充满着艰难险阻的。
一路上，他想了许多许多。几乎沮丧到เ了极点。他感到很累，也很狼狈，就这样，懵懵懂懂回到了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