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传统的看法，文章本是技艺，本是小道，宋儒甚至于说“作文害道”。新文学运动接受了西洋的影响，除了解放文体以白话代古文之外，所争取的就是这文学的意念，也就是文学的地位。他们要打倒那“道”，让文学独立起来。所以对“文以载道”说加以无的攻击。这“载道”说虽然比“害道”说温和些，可是文还是道的附庸。照ั这一说，那些不载道的文就是“玩物丧志”。玩物丧ç志是消遣，载道是严肃。消遣的文是技艺，没有地位；载道的文有地位了，但是那ว地位是道的，不是文的——若单就文而论，它还只是技艺，只是小道。新文学运动所争的是，文学就是文学，不干道的事，它是艺术，不是技艺，它有独立存在的理由。
新า文学运动的开始，斗争的对象主要的是古文，其次是《礼拜六》派或鸳鸯蝴蝶派的，又其次是旧戏，还有文明戏。他们说古文是死了。旧戏陈腐，简单，幼稚，嘈ฤ杂，不真切，武场更只是杂耍，不是戏。而鸳鸯蝴蝶派的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不严肃，文明戏更是不顾ุ一切的专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白话总算打倒了古文，虽然还有些肃清的工ื作；话剧打倒了文明戏，可是旧戏还直挺挺的站着，新歌剧ຕ还在难产之中。鸳鸯蝴蝶派似乎ๆ也打倒了，但是又有所谓“新鸳鸯蝴蝶派”。这严肃与消遣的问题够复杂的，这里想特别提出来讨论。
这真是我们一个不容易补偿的损失啊！
后来他在《诗经》《楚辞》上多用力量。我们知道要了解古代文学，必须从语下手，就是从文字声韵下手。但必须ี能ม够活用文字声韵的种种条例，才能有所创น获。闻先生最佩服王念孙父子，常将《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当作消闲的书读着。他在古书通读上有许多惊人而确切的明。对于甲â骨文和金文，也往往有独到เ之ใ见。他研究《诗经》，注重那时代的风俗和信仰等等；这几年更利用弗洛依德以及人类学的理论得到一些深入的解释。他对《楚辞》的兴趣似乎ๆ更大，而尤集中于其中的神话。他的研究神话，实在给我们学术界开辟了一条新的大路。关于伏羲的故事，他曾将许多神话综合起来，头头是道，创见最多，关系极大。曾听他谈过大概ฐ，可惜写出来的还只是一小部分。他研究《周易》是爱其中的片段的故事，注重的是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表现，近三四年他又专力研究《庄子》，探求原始道教的面目，并见庄子一派政治上不合作的态度。以上种种都跟传统的研究不同：眼光扩大了，深入了，技术也更进步了，更周密了。所以贡献特别多，特别大。近年他又注意整个ฐ的中国文学史，打算根据经济史观去研究一番，可惜还没有动手就殉了道。
还有些人也在幻灭之余活下去，可是对现实认识着，适应着。他们渐渐能够认识这个ฐ动乱时代，并接受这个动乱ກ时代。他们大概是些中年人，他们的精力和胆量只够守住自己的岗位，进行自己的工作。这些人不甘颓๙废，可也不能ม担负改造的任务，只是大时代一些小人物。但是他们谨慎的调整着种种传统和原则ท，忠诚的保持着那ว些。那些传统和原则，虽然有些人要踢开去，然而其中主ว要的部ຖ分自有它们存在的理由。因为社会是联贯的，历史是联贯的。一个ฐ新า社会不能凭空从天上掉下，它得从历来的土壤里长出。社会的安定力固然在基层的衣食住，在中ณ国尤其是农民的衣食住；可是这些小人物对于社ุ会上层机构的安定，也多少有点贡献。他们也许抵不住时代潮流的冲击而终于失掉自己้的岗位甚至生命，但是他们所抱持的一些东西还是会存在的。
我们希望她永不会。
上帝说她会复活，
可是邮差却忙坏了，成千成万的贺片经过他们的手。贺片之ใ外还有月份牌。这种月份牌一点儿大，装ณ在卡片上，也有画，也有吉语。花样也不少，却比贺片差远了。贺片分两ä种，一种填上姓名，一种印上姓名。交游广的用后一种，自然贵些；据说前些年也得勾心斗ç角地出花样，这一年却多半简简单单的，为的好省些钱。前一种却不同，各家书纸店得抢买主，所以花色比以先还多些。不过据说也没有十二分新鲜出奇的样子，这个究竟只是应景的玩意儿呀。但是在一个ฐ外国人眼里，五光十色，也就够瞧的。曾经到旧城一家大书纸店里看过，样本厚厚的四大册，足有三千种之多。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ฐ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ç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ฐ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é然之气”是“集义แ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แ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ใ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ๆ也还可以算是跟“浩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ๆ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ฦ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ã出来成了行为ฦ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ณ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ກ，这就带上消เ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ฐ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ຖ起头。那ว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ๆ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ๆ逮捕拘禁那ว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ä个ฐ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ว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ฦ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ๆ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ใ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ฐ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ว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า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ว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ใ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ใ外；或者更逃避到เ山林之ใ中，那ว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ฐ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ใ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๑，于是乎ๆ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逆耳利于行”，忠臣到เ底是卫护着这个ฐ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ว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