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陈寅恪在1้949以后是不怎么积极合作，更不要说“靠拢组织”他身为ฦ全国政协常委却从不进京，对思想改造之类的运动更是语多讥讽，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但这只是他的“独立立场”所使然，与他对国共两ä党的爱憎好恶毫不相干。他要当真喜欢国民党，当初怎么เ不跟着到台湾去？事实上陈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能ม够继续让研究古物”这话虽然是冼玉清说的，却很能代表陈寅恪的心声。早在谈到เ王国维之死时，陈寅恪即有“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说法，他自己当然也不会囿于“一党之ใ恩怨，一府之兴亡”看来，准确的说法是：陈寅恪和国共两ä党都没有关系，也不想有什么关系。他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进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心愿，把他扯进政治斗ç争中ณ来。事实上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陆键东所言，政治这个ฐ范畴“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
海外学人的关注则ท难免带有政治色彩。他们看到的是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的另一面：衰老病残，冷清寂寞，心情郁闷，晚景凄凉，最后被迫害致死，死不瞑目。对此，他们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极大的愤慨和深深的惋惜，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一样么！然而海外某些先生（如被李敖称之为ฦ“国民党同路人”的余英时），硬要有意无意地要把陈寅恪塑造成国民党政权的“前朝遗老”认为ฦ他留居大陆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选择，甚至对自己的“晚节”感到เ愧耻，为ฦ“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身”便未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有些想当然甚至自作多情了。反倒是身为ฦ国民党台湾当局“国防部长”的俞大维，由于对陈寅恪知之甚深，其悼念文章便丝毫不从政治取向上着墨，因为ฦ原本不必“多此一举ะ”么เ！
然而得到เ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一个ฐ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ใ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绝不能跟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ฦ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在他朋友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条件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无异奇耻大辱，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也不需要、不在乎摘什么เ帽子。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时，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这个ฐ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ฐ字，既ຂ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ม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顾准的这份痴情实在感天动地，就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
1้96๔4年5๓月，陈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托以“后事”并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陈寅恪称自己虽“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而“终无所成”现在又“奄奄垂死，将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ว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也就是说，他陈寅恪一生之最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钱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
事实上陈寅恪愿意与之ใ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无派，都是人品极好的人。陈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诚；傅斯ั年，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刘ถ节，秉性梗直，宁折不弯；冼玉清，一生清白，遗世独立。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多半都有些脾气。比如陈序经为人是很谦和优容的，但当有关当局强迫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把“乌纱帽”掼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又比如杜国庠一生为人宽厚平和，但面对极左ุ思操也会拍案而起，气愤地表示ิ“批判陈寅恪批得太过分”！因此他们也都往往会做“傻事”说“蠢话”比如刘节就曾在1้958年“大放厥词”：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一起发疯”倒是真！这种“逆言”也是说得的？但他实在忍不住。
当然，他们也多半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没有好下场是明摆着的，甚至是他们“自找”的。文化大革命中ณ，刘ถ节听说“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竟奋然表示愿意替代陈先生上台挨斗，并视为一种荣耀。如此“不识好歹”“自讨苦吃”如此“螳臂当车”“以卵击石”还能ม有什么好结果？然而，明知没有任何好处，同时也于事无补，他们却偏偏还要做。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ฐ人品质的高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寅恪“吾道不孤”！
然而陈寅恪作为ฦ一个学家，还有更深的想法。在19๗50่年正式刊â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他谈到这样一个ฐ历史惯例：但凡新旧ງ交替之时，总有人占便宜，也总有人吃大亏。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而那些刻๑板的君子，则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๐”为什么呢？就因为ฦ其时新旧ງ道德标准和新旧ງ社ุ会风气“并存杂用”有的人善于利用形势适应环境，而有的人则ท无此“乖巧”而已๐。
显然，陈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作了“乖巧的小人”
于是我们大体上清楚了。为什么陈寅恪对杜国庠那ว样和自己“道不相同”的共产党人信任敬重，对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视而戒备？就因为前者“气节不亏”陈寅恪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在那ว个ฐ时代，坚持马列主ว义，信仰共产主义แ，要担怎样的风险。那ว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大讲马列ต主义แ，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应当。他们“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แ者么！
那些“眉样入时”的“白头学究”们却“原本”不是。“不是”当然也可以变成“是”但要看怎么เ个ฐ变法，以及为什么要变。如果是自己通过学习研究，改变了观点，倒也理属正常，无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间毫无思考，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便很可疑。在陈寅恪看来，这不是降身辱志，便是投机取巧。但不论何种情况，都是“变节”气节一亏，则其人不可取矣！
事实证明，陈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1้94๒9๗年以后，中ณ国学人的改变立场观点，宗奉马列ต主ว义，有的是“曲学阿世”有的不是。汪籛就不是。他属于“心悦诚服”的那ว一类。否则，当他自告奋勇充任“说客”南下广州请老师进京时，就不会那ว么天真了。汪籛碰壁五羊城以后，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长的其他陈门弟子都认为ฦ他不该用“官腔”和先生说话，更不该惹老师生气，甚至有人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这实在是冤哉枉也！汪籛对恩师的敬仰和感激是终其一生的。正因为ฦ“感恩戴德”他才会那ว样说话。因为ฦ他对马列主义แ的服膺是真诚的。事实上在汪籛的学术研究中ณ，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陈寅恪的治史方แ法浑然天成，了无陈寅恪所痛恨的“贴标签”的痕迹，文风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这难道不是好事？正因为此，汪籛和陈寅恪谈话时，才会充满了“时俗”的口吻。在他看来，弟子发现了宝藏取得了真经而不与先生分享，那才是不道德。
历史的悲剧或悲剧ຕ性也正在这里。汪籛和陈寅恪都是真诚的，道德的，而双方的格格不入却一至于此。一个要“革命”一个ฐ要“守节”这一场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了。问题是，陈寅恪为ฦ什么要对汪籛发那么大的脾ຆ气，以至于说出“你不是我的学生”这样的话？
答案也许就在汪籛笔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面。在这篇自述中ณ，陈寅恪说：“研究学术，最主ว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没有自由á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这其实也是陈寅恪的一贯思想。因此他在《答复》中ณ开篇就说：“我的思想，我的主ว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而碑文的核心和灵魂，也就是这八个ฐ闪亮高岸的文字：自由á思想，独立精神。